梁相斌（梁相斌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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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团队又有什么突破性发现？

“得奖、出名都是相斌新职过去的事,我们要好好‘干活’。”2018年初,梁相出生于1930年的屠呦呦略显焦急。

在这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斌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眼中,相斌新职“新年”更多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在提醒她“还有很多事要做”。

屠呦呦谈起了她的梁相新年期望。

期望一:发现青蒿素更多“秘密”“把论文变成药”

自1969年正式接触抗疟药,斌梁至今近50年的岁月中,屠呦呦与青蒿素结下不解之缘。

她和研究团队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相斌新职“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深入到微观世界,让青蒿素更多的“秘密”显现出来。

对于普通人来说,梁相从青蒿到青蒿素、双氢青蒿素,斌梁科学的进步让更多人获益；然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每一小步前进都显得步履维艰。

“青蒿素抗疟的相斌新职疗效比较客观,但是青蒿素是怎样实现抗疟、在人体中发挥药用作用的机理是什么,以前我们做得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屠呦呦告诉记者,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是她和科研团队的攻关重点。

“我们明白了青蒿素抗疟机理,就能更充分地发挥药效,更好地应用这种药,这是青蒿素研究的重要环节。”弄清楚青蒿素的“秘密”,很可能不仅仅是发挥它抗疟的作用,屠呦呦告诉记者,她已经看到青蒿素“在扩大适应症方面的希望”。

“科学要实事求是。药物的关键是疗效,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屠呦呦说。

期望二:建立中医药国家实验室广纳海内外人才

“几十年前青蒿素刚被发现时,也有其他一些单位在进行研究,但因为没得到足够重视,很多东西发现了却没深入做下去。”屠呦呦回忆,“我们是在党和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下,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正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屠呦呦更加珍惜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这个研究平台,并希望它能“升级”成为中医药研究领域的国家级实验室:“现在党和国家这么重视中医药事业,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高水平、高层次的中医药研究平台,用最尖端的现代科学技术把青蒿素研究做‘透’,实现真正意义的中西结合。”

同时,高水平的研究平台自然可以吸引更多海内外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我们已经引进了一些青年才俊,他们为推动青蒿素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人才还是感觉不够,我们还想引进更多海内外人才。”屠呦呦看着团队中共事数十年的姜廷良(出生于1933年)、廖福龙(出生于1942年),眼神复杂,“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了。”

谈及未来的研究,屠呦呦瞬间恢复了自信和笃定:“我们不是为了得奖而得奖,也不是得了奖就完了,既然已经开始研究,就要拿出更多更实际的成果来。”

期望三:用现代科技研发中医药创新传承发展途径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约一半人口仍受疟疾威胁,当年发生2.12亿疟疾病例,死亡40多万人,疟疾仍是世界三大致死疾病之一。但正是由于中国科学家从中医典籍中获得启发、发现青蒿素,把更多人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青蒿素实实在在的效果,让国际承认了中医药疗效。”屠呦呦说,“从青蒿里面找到青蒿素很难,但全国‘523’团队证明了‘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的道理。”

屠呦呦认为,从青蒿到青蒿素的研发过程只是中医药创新的一种途径,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还有多种途径和可能性。

“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屠呦呦说,“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健康中国’需要我们去踏踏实实地‘做’,让更多医学科研成果应用到人,让更多患者远离病痛,这是每一名中医药工作者的追求和担当。”（本报记者梁相斌、周宁、卢国强）

获诺奖两年间:从几个人到“国家队”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距离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两年有余。两年间,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在忙些什么,科研是否取得了新突破?对于以屠呦呦团队为代表的中医药人,诺贝尔奖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探访屠呦呦团队。

青蒿素研究“国家队”: 从“几个人”到“一群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诗经》中描述的野鹿,呦呦地呼唤同伴一起到野外寻找和分享蒿草。

“几年前在中药所读硕士时曾见过屠老师,感觉就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后来她得了诺贝尔奖,越来越出名,我才知道生活在我身边的老太太有这么高的学术成就。所以在报考博士时我义无反顾地‘投奔’了屠老师。”像博士生马悦一样,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大门。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廖福龙还记得曾经的“屠呦呦团队”:“实际上主要是屠教授带着两位做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团队很小。”

而现在,青蒿素研究中心已升级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这并非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意味着该中心正日益发展成为青蒿素研究的“国家队”。

“对于青蒿素研究中心的设备、人员编制、经费筹措等方面,我们都给予大力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告诉记者,该院已把阐明青蒿素类药物的耐药机制及其控制方法,以及临床应用拓展、生物合成研究等列入“十三五”规划重点任务,并推荐申报国家有关创新项目。

“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对青蒿素作用机理的研究,需要‘大协作’思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姜廷良说,在这种思路下,屠呦呦团队的构成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目前,屠呦呦团队共20多人,这些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而拓展到药理、生物医药研究等多个学科,形成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模式。”廖福龙说。

青蒿素研究中心正在逐步建成覆盖国内外相关科研单位的研究平台。廖福龙介绍:“我们与中科院国家纳米中心等科研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高校,大型上市药企等国内外各领域的不同机构开展专题协作研发,共同主办学术论坛等,以实现全球青蒿素科研资源和力量的整合与共享。”

“国内有些单位在一些特定领域的青蒿素研究甚至比我们还深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呦呦希望搭建青蒿素研发新平台,把国内外相关科研人员集合起来,融合运用各种科技手段。

青蒿素研发“惊喜”连连: 抗疟机理、适应症研究有所突破

青蒿素已被发现40年,但屠呦呦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青蒿的‘全貌’我仍不完全了解。”

科学界公认的事实是,青蒿素进入患者体内后,在被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内浓度最高——达成这一共识已经40年,但为何会这样,仍然没有答案。

类似的问题还有,青蒿素在人体内代谢后会变成双氢青蒿素,药效甚至强于青蒿素。“这也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问题。”姜廷良说。

随着多学科、广泛协作的模式初步成型,针对青蒿素的研究广度、深度也在不断拓展,科学家们正一步步接近“谜底”。

“在对青蒿素抗疟机理的研究方面,我们目前更倾向于‘多靶点学说’,并已取得一定研究进展。”廖福龙告诉记者,研究人员还发现,青蒿中除青蒿素以外的某些成分虽然没有抗疟作用,但对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有促进作用,能够提高青蒿素的利用度。

“我们现在进行的青蒿素与其他抗疟药联合用药的研发中,也借鉴了中医药理论,采取多药物、多靶点办法寻找更好的疗效、克服耐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博士向丽说。

更重要的是,通过科研人员不断破解青蒿素的“密码”,这种已被发现40年的药物正显露出它更广泛的作用:

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中,屠呦呦团队发现该物质针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红斑狼疮是多因素综合导致的免疫系统异常,具有高变异性,传统治疗方法往往只能使用免疫制剂进行保守治疗,难以根治,且长期服药会造成感染、肿瘤等风险。”受访专家告诉记者,根据现有临床试验,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有效率超90%、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效率超80%,且在发生、发展到终结的整个病理过程均有明显的疗效。目前,“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已获国家食药监总局批复同意开展临床验证。这也是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申请增加新适应症。

同时,研究数据显示,青蒿素在固有免疫及获得性免疫疾病的各个阶段都可发挥抗炎及免疫调节作用。研究人员已证明青蒿素在治疗肿瘤、白血病、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变态反应性疾病等方面也有一些效果。

“目前,青蒿素治疗肿瘤等课题正在进行深入攻关,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制定青蒿素在制备过程中的工艺优化标准。”廖福龙介绍,近两年,屠呦呦团队正式发表15篇科研论文,其中包括两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还有三项专利正在申报中,针对青蒿素可能出现的耐药机制研究也已启动。

同时,屠呦呦团队的“青蒿素类化合物抗疟机理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500万元资金支持；科技部有关青蒿素适应症重大新药项目已获批；不少药企提出合作申请……

“时代给了我们好机会,希望借此破除‘西医让你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你稀里糊涂地活’的谬论。”屠呦呦说。

展望2018: 让中医药登上“大雅之堂”

“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随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句话迅速为全世界所知。

获得诺贝尔奖后,多所西方知名大学邀请屠呦呦参与科研、授予其“荣誉博士”等各种称号,甚至在经典的西医教科书中也可能首次出现中医药的内容。

在张伯礼看来,“屠呦呦效应”对于中国科技界特别是中医药科研人员,是一剂“强心针”——“这证明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我国从事的原创科研成果一样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对科技自信的巨大鼓舞。”

但同时,摆在这位中医药研究“国家队”掌门人面前的,还有无法掩饰的难题和尴尬:“从学术本身来说,中医药不像西医可以通过仪器、设备进行量化,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也成为中医药进步的一种阻碍。”

更尴尬的是,截至目前,与西医有关的国家实验室已有近百个,而中医还是空白。

“中医药国家实验室不是为了图一个好听的名字,而是没有这样更高规格的平台,很难吸引高层次拔尖人才。”与屠呦呦一样,张伯礼为此十分焦虑,“我们中药研究所年均约有140篇SCI论文,谁说中医不能登大雅之堂?”

“无论中医西医,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人类健康。中医药的继承和研究、开发模式可以多种多样,对于青蒿素的研究只是其中一种,但多学科研究方式应该是未来发展趋势。”廖福龙说。

在张伯礼看来,以老百姓的重大需求、国家重大需求、世界重大需求为导向,把几千年来“原创经验”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青蒿素精神”,无疑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的正确方向。　(本报记者梁相斌、周宁、卢国强)

记者手记：我眼中的“青蒿素精神”

采访屠呦呦有多难,相信每个试图尝试的人都深有体会。“得奖是过去的事,采访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搞研究,不是接受采访。”老人的拒绝往往坚决而不讲情面。

我们这次的采访也是一样。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的展板上,我们看到青蒿的图片和说明。为了采访,我们也查阅了很多关于青蒿、青蒿素的资料。

在与屠呦呦团队的互动和沟通中,我们逐渐对青蒿、屠呦呦、青蒿素、屠呦呦团队和青蒿素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从心底涌起崇敬之情。

青蒿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这种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植物,分布在几乎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河边、山谷、路旁、林缘……甚至身处艰险的石隙,它也能倔强地生长。

青蒿没有美丽的花朵、扑鼻的花气,如果不是刻意观察,大多数人甚至会忽视这种随处可见的植物；它没有争奇斗艳之心,在百花盛开的时节,它低调地待在一旁,不求有人赞美。

然而,青蒿无论身处的环境多么复杂、艰苦,它只是默默地吸取营养,然后一丛丛、一蓬蓬精彩地生长。

不畏艰难、甘于寂寞、脚踏实地、甘于奉献……这像极了屠呦呦、屠呦呦团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科研工作者们。正是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的付出,让我们能体会到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理解了科学家的拒绝。屠呦呦曾说“这几年也受表彰了、也露脸了,现在得干活了”——他们关注的,就是自己的研究课题、项目进展,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多做贡献。

屠呦呦所带的博士生马悦说:“屠老师的一生都没有因为周遭的环境变化而心有旁骛。她对科学研究的踏实和执着打动了我们。”

“科学要实事求是。药物的关键是疗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屠呦呦说,“我们不是为了得奖而得奖,也不是得了奖就完了,既然已经开始研究,就要拿出更多更实际的成果。”

言犹在耳,我们似乎看到一丛丛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青蒿,更感受到中医药工作者“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青蒿素精神”。

加油，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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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我的梦里水乡散文

旅居的生活单调而沉闷，时光在重复着寂寞。小桥，流水，人家，昼夜轮回的都是没有色情的异乡风景。

有个学生曾告诉我，他在安哥拉的十年只要听到有人讲汉语就眼睛潮泪，我信。我浪迹天涯二十多年，枯藤老树上昏鸦的惨泣，夕阳西下时无依的孤独都让我一听到乡音就激动不已。

那年在山东，饭后闲谝，有个代高三化学的老杨突然说：“刘老师，赶紧(快)回你屋的(家里)、说(上)你讲子(台阶)、坐到你培说(炕上)、靠到你橛说(墙上)。”

他说完大笑，而我大惊。

“你是咱合阳人?”我几乎想拉他的手。在这千里之外谁能不闻乡音而情动?

“啊不，我是运城临猗，角杯人，而你是合阳人！”他狡黠地笑着，把“你”强调得很重。

原来如此！他从口音听出了我。平时我们只讲普通话，但谁也改变不了乡音。角杯就在黄河东岸的塬上，站在洽川的浮桥上你能远远地望见角杯塬边几十米高的硝壁，那就是传说中过去处理死刑犯的吴王崖，至今洽川人说谁把人骗了就是“把你送的吴王崖去”。所以老杨和我也算是半个故乡人了。我心里暖起来。

老杨却继续调侃我：“怎么?不想你的洽川你的处女泉你的蝎子山你的黑池糊卜坊镇踅面?”

我也用合阳话说：“你怂昨啥都泄(知道)?

老杨告诉我，他前五个暑假净(全部)浪逛)了合阳韩城。自己驾车绕吴王崖从浮桥过来，洗处女泉爬蝎子山吃糊卜喋(吃)踅面，还进过新合中站过金水大桥，然后是韩城司马祠状元街党家村等等等等，最后过龙门大桥而河津而万荣而临猗。五个假期他转了五个圈。他对合阳土语方言的熟悉让我这个故莘国子民惊叹不已，他对合阳人情风物的了解令我这个洽川土著惭愧莫名。

老杨的话勾起了我的思乡情。合阳，洽川，我的梦里水乡哟!

我不禁出神地望向西天，我希望有一只大雁飞过天际或有一束太阳的光线可以捕捉，那必定能带去我对伊尹故里的思念和依恋。

那是个四月，槐花应该开了。闭上眼睛想想，一条条串珠挂在头顶，蜜蜂嗡嗡地闹，天有些热，树梢的浓叶间突然探出一个娃娃头，他的凉帽朝后扣着，冲下面捋槐花的穿红毛衣的那个好看的姑娘做鬼脸，那姑娘朝上唾了一口便给坐在树荫下玉芙(石碾)上的老奶奶告状，九十岁的老太把一把鼻涕抹在石碾上把手在坐垫上擦了然后头都不抬朝树上喊：“你来(挨)刀子的不好好的弄，捣什么叹(蛋)哩!”小男孩咋舌立刻钻进树丛去了。

巷外一挂驴车“吱扭扭”近了，吆车的戴着草帽左烟杆右皮鞭地喊：“称(卖)韭菜了卖黄瓜！”

“离(来)啦?！”老奶奶招呼。

“钩槐花哩，老婶!”卖菜的答。

“叫娃给你舀一碗俯(水)，”好客的老人说。

“不啦不啦，都是忙人。”

……

多么明丽祥和的春曰。远处的黄河水声可闻，村旁的莲池波光荡漾，巷道里正“牛衣古柳卖黄瓜”。

我正出神地想，老杨在身后拍我：“高考完了回?”

我坚定地点了个头：“回!”

有谁知得思乡切?有谁解得心儿飞?

我是黄河的子孙。小时候浪遍了河滩沟叉。什么郭家河杜家河党家河李家河曹家河，什么榆林渡岔野莘野都到过。我家就在塬边上，后院那棵伸出沟外的古桐是我玩耍读书的所在。下小坡十分钟就到了川道，河川人仰着头就能和塬顶对话一一一

“哎一一吃了没?”

“吃啦!有索(啥)事?”

“传使(顺便叫一下)我党子(连襟)妥(大)女子说啦(上来)她姨叫哩!”

这样的对话有时便成了斗嘴。那时候河川有水，地产高，塬上老是穷，塬上女子争着往川里嫁。下面的就皮干(讽刺)塬上的'一一

“老成，真的不行就叫你屋的(老婆)跟咱(我)过。”

“弃弃弃(去去去)，我屋的伢(那位)怕索(啥)时候黄河发水了，这塬上人满(全)坐到来棱(崖边)上洗脚呢，你们可不曳(灌)了醋葫芦了！”塬上人答。

我还曾听到过一段更精彩的对话。那个假曰我正坐在桐树杈上看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生产队跑腿的俊俊哥来到沟沿上喊下面川口河滩上犁地的司机。俊俊哥是咬舌子又是出了名的懒社员，所以叫他跑腿。

“哎一一媳妇(师傅)噢一一”

地垅上坐着的司机把右手上的纸烟往鞋底上揞，起身，歪头，朝上望，左手同时给拖拉机做了个动作。那大铁牛东方红立即停住，突突突的声音渐渐小了，最后一股浓烟升上塬顶散开从我头上飘了过去。

俊俊哥把手搭成喇叭筒：

“队脏(队长)索啦(说啦)，叫尼(你们)甭急的丧(上来)，加个蔫杆(空闲)把喔点(那一点)地弄完，后晌回来七(吃)大米鸡几(鸡子)！”

那司机迟疑了一下，东方红突突突的又在河川沟叉间分外地响。任务完成的俊俊哥边往回走边自语：“瞎(还)大米鸡几哩，七个球！”

我在运城呆过两年。那时合阳到运城的直通车要绕道几百里。我总喜欢从黄河过临猗搭车。洽川还没有浮桥，只有李改的柴油船在坝尾拴着。

下坡。满目的绿。

看不见川，川道的树和山坡的草把一切生命笼罩在它勃勃的蓊郁中。只有人声和机器声不知在何处断续送到你的耳边，偶尔一两声幸猴(猫头鹰)“呜呼呜呼”的叫声使川道空阔原始而祥和。

坐在堤上等李改。这样的时候大多是早上的八九点。

黄河水在堤外不紧不慢地流着，唰唰唰的水象一只轻盈的手在沙滩上抚摸，声音平缓而和谐。一堆浮物碰着水草停住了，前面拉了长长的一道水线，突然水声哗哗地放大，原来是浮物挣开了羁绊快速地冲向了下游；堤内望不到尽头的是莲池，一个挨着一个，那舞女裙子一样的莲篷亭亭地张着，莲叶层层正在微风中摇曳；小河汊藏在茂密的水草中，青蛙姑娘哥哥哥地喊，水鸭公公呱呱呱地叫，有时也看见它们扑愣愣地飞，却就是找不到它们的藏身之处。我确乎不知道美好的雎鸠如何歌唱爱情，但一定有它们“关关”的鸣叫响“在河之州”。一头绵羊从草丛中伸出了头，它“咩”了一声，它因为啮食得很急而发出如此短促压抑而无遐的声音，我才知道那种悉悉嗦嗦的声音来自肥美的青草后那场无声的蚕食战争。

天空很高远。鱼鹰在大河上面盘旋，也许它发现了目标突然“嘎一一”地长叫了一声箭一般向河面射了下去；山间的墨鸦有时也飞到大堤上来，嘴里“哇”的一声，总让人一惊一诈，川塬人都不喜欢这种鸟，那瘪嘴老婆婆总拿口水唾它说不吉利，而洽川人总拿它皮干胡说八道的“看你喔嘴和老哇(墨鸦)一样。”

西塬看着很高，梯田层层。一条宽阔结实干净的水泥路疙里疙弯通到塬顶，车在上下。山坡上的放羊人正大声唱叫。我故乡的大诗人王致远当年可能就是站在这塬顶上哼出了他的长篇叙事诗信天游一一一

黄河儿一弯套一弯，

羊群儿天顶顶上舔蓝天。

他老人家如果健在，今夫也许会另赋新词，因为黄河川塬人已不再“早起端起米汤碗黑云白云碗里翻，黑了端起米汤碗星星月亮碗里旋”了，这里已经是名盛九州的旅游仙地。

流浪的生活并不缠和(舒服)，二十多年来偶尔回家就是烤火(匆匆过客)。为生计而暮乱(心慌)，为不顺而泼翻(烦恼)。人疼得太咧(厉害)就会叫妈，人挣(累)得太咧当然想家。

那年在北京实在呆不惯，我给回去办事的儿子说：“你给我拿点家乡的东西，随啥都行。”儿子来时称了五斤踅面，说是从县城南关市场那家买的，他知道在县城只有那一家踅面是正宗。他带的第二件东西是录的河川里水鸟的叫声和村巷里两个妇女的骂仗声。我非常兴奋，妻说：“你这儿子就往你心底摸哩(善解人意)。”有个朋友笑我憨，我扎势(摆谱摆阔)道：“这是我(们)洽川合阳的声音!是音!”

生活中一句话，课堂上一个词有时把你能谋处(思想)几天。有一回讲曹禺先生的《雷雨》，一个女学生打趣我：“先生是陕西处女泉人，三十年前你在洽川吗?您可也认识一个姓梅的姑娘?”

这是从周朴圆的台词来的，原句是：“三十年前你在无锡吗？您认识一位姓梅的小姐?”

“是的，三十年前我在合阳。”

那时我正上初中，我确实与一位美丽娴静的姑娘有过一段感动上邪的爱情。只是她不姓梅。

小学时她就是学习委员，一直是。我本来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下沟掏鸟蛋河滩里摸鱼果园里偷桃什么都干，嗤鼻吐痰骂脏话样样都行。可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看她的脸色，只要她在的场所，我一定规规矩矩，而她正在大笑无状的时候，一发现有我也会立即一本正经。

这就是爱情，甜甜的只有我和她能彼此感觉。

爱情就这样发生着，不需要表白。我们也没有表白过。

初中是爱的天堂。在邻村的三年我们不是用言语勾通而是用心在交流。在我和她之间任何一句言语都会破坏那种美好和默契。

我们仍不说话。每天的拂晓我站在家门口等她，她过去了我才走在她的身后。她是学习委员，每晚送作业回来她会站在我旁边装作和别的女生说话，看我收拾完东西，她就出教室。她从不和别的女生一道，虽然她的人缘在班里最好，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借口和我同行的。

有人在悄悄地羡慕我们，却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因为我们没说过话没拉过手甚至没有过亲热的动作。

曾有过一回我感冒，那天没人的时候她用眼睛问我，那神情紧张而关切。我笑笑，坚决地摇了摇头表示我没事。她很快转过身和没事一般。

我们天天走在一起，她后面长着眼睛，我眼前有她的影子。就这样风雨秋冬过了三年。

有个深秋的早上天还很黑，那个季节的天亮得很迟，正在前面走着的她突然叫了一声，后退缩到我怀里，两手战悚紧紧抓住我的双臂。前面的棉花地哗哗地响，我急忙把她掩在身后，再看时那声音已跑远了，是一个偷生产队棉花的。我回身她才慌乱地放开双手，低下了头。这是我唯一一次接触她的身体。可惜以后再没有人偷棉花。

爱是从来不需要用言语去表达的。而想不到一年后她就随迁到父亲工作的城市了，虽然她坚决反对并坚持要上我在的高中，她已没有家人在故里了。她走的时候泪就绷在眼角，她是想听我说些什么吧，可我无话可说，那时候路遥的《人生》正红，高加林的悲剧压得每一个我这样的农家后生无法呼吸。

许多年来我一直揣摩不透，两千多年前《周南》的诗人为什么把雎鸠的和鸣象声为“关关”，也许我正是因为不会及时地表达爱情而失去了爱情。

那个高一是我最悲观失落的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思恋情绪从不触景于十里长亭外的晚秋，却总发生于春光明媚的四月。每周回家的路上转过宽宽的桥头河沟我就想流泪，眼前是草青水秀的河川，正是挑花灿烂的时节，同行的张之仪爱唱蒋大为的《北国之春》一一

残雪消融溪流淙淙

独木桥自横

嫩芽初上落叶松北国的春天

北国春天己来临

虽然我们已内心相爱至今尚未吐真情

分别已尽五年整

我那姑娘可安宁

……

而那时我常常已是泪流满面了。

二十年前你在合阳吗?我在。

那时我交了许多文朋诗友，认识和不认识的看报上的文章就心仪不已。我很爱大诗人张步学新锐诗人尚儿，报社的梁相斌肖绪康邓正斌党兴成都是我敬仰的老师和前辈，史耀增先生曾三次带我求教于李斌奎老师……

再后来我就离开了这块培育过我的人生孕育过我的爱情的沃土。

郑智化在《水手》中唱道：“长大以后为着理想而努力，渐渐忽略了父亲母亲故乡的消息”。是啊，二十年前，当每一个流浪者走向天涯的那一刻起，你的脸庞便只留下被苦涩的沙吹痛的感觉，你的身后便只留下渐行渐远漂泊的影子，而你的心里便只留下了对故土永远不能割舍的那份牵挂。

洽川，我的梦里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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